無待堂: 基督好激，香港好頹

新舊耶教在香港可說最有勢力。論信徒之眾，數一數二。信徒當中，又不乏中產專業、大學師生者，在社會佔著高位的，亦十分常見。加上社會上有無數以基督信念營運的無數學校、醫院、服務機構、志願團體‥‥‥基督教的社會影響力，實在眾教之上。而這個宗教的核心價值觀，也必然日積月累地滲透這個社會。今日的主流教會，無一不是叫你要包容、和平，教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仇敵。如果他打你的右臉，你要連左臉也給他打。

在基督教的氛圍中，我們同沾一種彷彿會神聖發光的泛愛主義。教會學校會告訴學生，耶穌到了最後，也是反對暴力的。羅馬的衛兵來到，他也是束手就擒，沒有動刀動槍‥‥‥這套具宗教感的泛愛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我們會持負面態度看待一切激烈的言行、甚至思想。

父母會搖頭晃腦地說：「社民連三子（當年還未解散）在議會裡擲蕉、年青人在街上衝鐵馬，我怎麼教我的小孩？」自稱信耶穌的泛民議員（例如黃成智），又會譴責議員講粗口、掃場。信耶穌的政府高官也會說：「你們如此辱罵官員，是『言語暴力』。」

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如此。任何激烈的行動和言辭，都被視作有違良俗。知識分子皈依此教者，亦不是少數。他們叫你凡事忍耐，要包容，要愛你的敵人。所以，大陸的「同胞」怎麼怎樣，我們彼此忍讓一下就是了。這就是基督教所帶給我們的泛愛主義。

誠然，任何正常人都是厭惡暴力。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將暴力和激烈統統視為邪惡，然後姑息我們身旁發生的邪惡。我們社會接受的基督教影響，是那個被納入羅馬統治體系以後的基督教。因此，宗教信徒，互為影響，催生了一個空談愛與和平，卻對身旁邪惡姑息退讓的保守社會。

出於羅馬政府的維穩需要

帝國時期的羅馬政府要管太多民族，所以也要維穩。被納為國教的基督教，當然無可避免成為一種宣揚順民意識形態的統治功具。當你詰問：我們要怎樣面對一個殺人如麻的強權、或是作惡多端的奸人？他們十成十會告訴你，「你要忍耐，不能用暴力來對抗暴力。因為上帝是不喜歡暴力的。這個世界是屬於撒旦的。所以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上帝在「以後」自然會公平審判他們。你要對上帝的國有盼望。」

基督徒常說要盼望天國。這句話就已隱含了天國永遠不會在人間出現的潛台詞。這種想法，在當今香港教徒之中絕對是主流。他們想的只是來世的天國，至於今世的邪惡，他們只鼓勵人們容忍、麻木、姑息。天國永遠都未來未來，永遠在未來、在來世。

天國在地上

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徒卻是一個由釋奴、窮病、政治犯組成的抗議宗教。他們組織嚴密、濟世行醫、財物共享。其相濡以沫的生活方式，頗有點共產主義的意味。他們追求的天國，是要實現在人間的天國。耶穌死後幾十年就成書的《啟示錄》幾乎就是對暴政的抗議之音。猶太人在公元前兩世紀至公元二世紀之間，發起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起義。他們的決心，可以在這歷史的小片段中看見：公元73年，一個在Masad的起義指揮官面對兵敗，卻寧願自殺，也不向羅馬投降。^[1]

再者，翻開經教庭審查刪改了二千年的《聖經》，也尚且可以看見耶穌留下的許多激進足跡。在《新約》，固然有許多「愛與和平」的教晦。但是面對權金相腐的猶太教、殘暴不仁的統治階級，耶穌就不講「和平理性非暴力」。在聖殿掃場，固然是經典之作。在最後的晚餐，耶穌得知有鬼仔藏身於幫派當中，也深知羅馬政府很快要對他不利，於是提醒門徒：「但現在那有錢包或行李袋的，要帶著；沒有刀的，要賣掉他的衣服去買一把。^[2]」

耶穌當然不是叫門徒拿刀子傷人。所以衛兵來要人的時候，門徒奮而割掉衛兵一隻耳朵，耶穌也立即制止。他要門徒帶刀，是為了方便他們日後逃走。刀子，是為了保護自己。以暴力來抵抗暴力，難道就不正當嗎？

在基督教草創之時，耶穌似乎從沒推出過一條「所有暴力都是惡」的天條。面對不公平的猶太教法令，他時常以身試法。對於社會的傳統，他更是嗤之以鼻尸。他可以無視禮教，跟一個撒瑪利亞的女人坐在井邊聊打水、聊永遠不渴的活泉，直指她有五個情夫之類。這些片段，在歷經二千年刪訂的《聖經》當中，竟然也是俯首可拾。可以想像，耶穌形象真實可能要比這些更為激進。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耶穌是否有顛覆羅馬的意圖，神學和政治理論界尚且還在爭論。但是從他的說話，已看出他認為需要將舊風俗、舊思想一掃而空。他已經立志，給自己一個立身處世的使命。

他說：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3]」

「我到地上來燃點烽火，我多麼盼望它已經燃燒起來了!……我告訴你們：我並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分裂。從今以後，五口之家將要分裂：三個跟兩個爭，兩個跟三個鬥。」^[4]」

這樣的耶穌，跟教會給你談的耶穌，是不是很違和？因為聖經是徹底人造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天命，經過二千年來不同政治力量的左右，自然充滿了矛盾。基督教草創時有著矛的精神。到它成為建制的一部份，它就只會提倡盾的精神。他們天天叫你不要激動、不要罵、不要罵‥‥‥不要搞革命。流毒至今，我們整個社會，都服鷹於一種失敗主義式的意識形態：一切激烈和暴力皆為惡。對於罪惡的人和事，先是容忍，然後姑息。到最後，扭曲到認為世上有權柄者，皆為上帝之旨意。

早期的基督教，那麼革命。舊日的共產黨，那麼熱血。然而兩者殊途同歸，都變成了它原先最想打倒的東西。兩者在今天合流，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似乎只是故事中必然出現的一節。

老朽與少年

北宋改革家范仲淹曾上書禁中，力陳改革：「物久則弊，弊則應革。」一個國如是，一個宗教的氣質也如是，一個人也如是。東西擱久了，就自然要被革掉。陳獨秀在《敬告青年》^[5]一文說到：「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中國和香港的人，都不願改變，不動社會人心的大手術。令人感覺良好的事，就讓它繼續行禮如議，直到世界末日。事情不動，它就腐，它就長蟲。雖然外表光鮮，但內裡已經壞死。

那麼，由誰去做這個手術？那自然不是那些沒有神沒有氣的，只懂風花雪月的。梁啟超有一傳世演講，題曰《中國少年說》，輯其一段，作此文結：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6]

葛量洪回憶錄：尋找蝗蟲問題的前世今生

轉自無待堂

雙非、中國來的殖民者等等，聽似新鮮。然而，事實上中國政府及其人民也並不是第一次為香港帶來問題。只要稍為探索一下香港過去的本土歷史，就不難發現香港幾乎在每個年代都要應付來自中國的挑戰。可是香港人自己對港英時代的歷史也是不甚了了，當然無法清楚解讀當前形勢，只能任由各種意見舞得左搖右擺，到底也搞不清楚自己在這場戰爭中身在何處。

知識份子更是集體地倒向廉價的、一知半解的階級鬥爭，試圖在空中樓閣用泥巴捏出一個政治正確、仁愛普世的中國定論，實際上卻是不識時務又要趕輿論的熱鬧。

蝗蟲的前世

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也同時是1947至57年的港督葛量洪所面對的問題。翻開他親筆所寫的回憶錄，你會驚訝當時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跟今天為何如此相似。葛量洪的上任港督是曾經提出政改計劃的楊慕琦。這個史稱「楊慕琦計劃」的政改方案在未有定論時，楊慕琦已經退休返國，總督之位就由葛量洪接手。葛量洪對香港的位置有十分冷酷清晰的戰略取態，他說：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oblem of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i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not the advancement to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British colonies. ”^[1]

他從上任之初就不對楊慕琦計劃存有好感。他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與二戰以後英國殖民地紛紛提出獨立或是自治的情況不同，它的主體是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問題，而不是香港本身如何、怎樣之類的問題。葛量洪作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總督，有這樣的思考卻不是完全因為其職位本身就是為為母國掠取政經利益，而是他本身對中國人的觀察和判斷。

葛量洪在赴任港督之前，曾在廣東學習粵語（並且在書中說這是最難學的一種中國話），而他的母親在二戰以前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亦曾在北京短住，他所接觸的中國人必不會少。在五十年代，在殖民地裡並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群體，移民來的都是中國人。在意識和文化上都與故地故民無異。所以葛量洪對香港人的評價亦應該是建基於他對中國人的評價。他認為香港並沒有需要實行政改、甚至是自治、獨立的原因，是當時的香港人本身就沒有這個要求。他說：

“……they are content to leave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to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rivate citizens who, out of civil spirit or the honour and glory they get out of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he colony also had little loyalty to Hong Kong. ”^[2]

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

香港人在文化思想上跟中國人其實無異。他們傾向認同儒家傳統的精英政治，政治就該是一個精英小眾所管的事，而小民犯不著勞這個心。而香港從來無法成為一個具備實體的政治問題的核心原因還是「忠誠」這個字。不只住在香港的人都是移民、逃難下來的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並沒有感情和忠誠，他們依然有強烈的鄉土情懷。而被吸納進港英政府的華人精英也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自覺。作為一個被英國人看得起的華人精英，意識上早就不當自己是華人，而是「黃皮白心」，香港對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甚麼羈絆。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和草根階級都「心不在此」，這個社會自然不成一個實體。「香港社會」自然不是一個需要deal with的對象。這可以解釋為何提倡下放權力的「楊慕琦計劃」竟然也不受華人社區重視。這個由葛量洪開始的指導原則一直延續續到英國徹出香港。香港的民主、自治、獨立與否，從來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英國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之下的賭注和武器。所以彭定康履任末代港督，即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為了擺中國一道，不要搞錯是皇恩浩蕩。

葛量洪在談及當時的殖民地議會裡本地人如一池死水的參政風氣。當時被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對質詢政府和官員並不熱衷——縱使這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葛量洪形容這種情況為“polite silence”，他尖銳地指出：

“This polite si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was one of the contributory reasons for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m as wooden dummies or “yes man”, neither of which they were. ”^[3]

人道的代價

香港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沒有比中國的共產化更大。中國在葛量洪任內變天，一朝河山盡染紅，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入主中原，大量難民從廣東經深圳河以北、澳門等途徑來港。當時的政府基於人道立場接收他們，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講，他們是很難阻止這些從四方八面偷渡來的難民。葛量洪原先估計這些難民在中國的局勢穩定以後就會回國，然而他的佔計錯誤，「新中國」建國以後，亂事不止。大量難民就此留在香港。於是港英決定將來者不拒的政策改弦易徹。

葛量洪在這件事上說做就做，當時有沒有崇尚普世大同的偽左份子、或是高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的大學生出來反對葛量洪，我們不清楚。然而葛量洪給出的理由十分簡單：

“We did not wish to be inhuman, but our first care had to be for our own people.”^[4]

文明的虛榮

大陸難民無限制地湧入，最終只會令本地人也成為難民。現實就是現實。顧此必然失彼。你要看顧多一個難民，本地的資源就會少了一分。即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急剎車，在1953年的聖誕節還是發生了一起石硤尾木屋區的大火。事情的起因還不是因為難民太多，大家只能在山上搭建木屋，錯落相鄰。人多手腳亂，炊煙互軋，終於出事。

人道也要講條件，世上沒有不需成本的人道。當初香港如果由偽左執政，堅持將香港變成一個難民營，石硤尾那種規模的大火不知要多幾多宗。

被那些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的左翼口諸筆伐的「港英殖民者」，一方面鐵腕打壓街頭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卻保持著一套獨特的道德原則。他們為難民建臨時房屋、提倡醫療服務，給予其子侄教育機會‥‥‥功利主義的中國人也許會問，這一切是為了甚麼？葛量洪對香港的收容政策是如此評價：

“For a colony dependency to undertake this out of its own resources was remarkable……The refugees and their care and maintenance are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alone.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free world……I wrote letters, I spoke to officials, I spoke to ministers. But all in vain, we got nothing. ”^[5]

英國人施捨他們的慈善，是因為他們貴族式的虛榮。看得透這種矛盾的民族性的人，又怎好意思像偽左和土共那樣單純地仇英、或是像坊間許多一般見識的人那樣完全的親英？

脫不了的難民氣質

現在問題來了。在中共上台以後有一批難民北來，我們或許可以將之歸咎混亂的政局。然而今天中國人自己也在吹噓著大國崛起的美夢，為甚麼還是有那麼多人來生仔、花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來香港，難道是為了跟你血濃於水？他們談利益，你不要跟他講仁愛，不然就是被人賣了還給人家數錢。大陸人來生仔，是為了這裡的醫德；來花錢，是為了這裡的低稅。對難民問題，葛量洪也在書中不無幽默地說：

“……the refugees had fli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adise, and had no love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6]

即使表面堆砌得多強盛，終究在中共的治下，沒有人可以真正放得下心。個體的自由有多少，一切都端看「政治形勢」。這樣的國度，你今天可以手握權力和財富，明天也可以翻身下馬，要逃到美國領事館求救。在廣東道上的那些面目可憎的大陸豪客，他們口袋裡有多少錢都好，本質上都與五十年代湧來香港的難民沒有分別。他們拉著小車、拖男帶女、四處喧嘩。即使是來玩樂花錢的，也總擺脫不了那股難民特有的焦慮和急噪。

免費五毛和乖孩子

在治權易手之後，香港人也神奇地對「前朝孽史」避而不談。教育界更是等而下之，刻意忽略，剔出課程，刻意將香港人對自身無知的殖民地臣民特質保留下來，方便新主殖民統治。我曾親耳聽過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對學生說「與中國歷史相比，香港歷史不算甚麼。」國內活躍的網絡評論員好歹一帖五毛，手裡打著蠢話也是為了糊口。香港卻有許多痴心愛國的人，不知不覺，自動自覺，天天維穩，讓中央連那五毛錢也省下來了。

這類人佔據著各行各業的高層，所以香港到今天也不是一個主體，也無緣進入任何一張政治問題的議程表中。香港墮落的原因不是太多問題，而是她太乖、太過不想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既然你不是一個問題，那就沒有人會當你一回事。港英時代如是，中共時代如是。小孩不吵鬧，就沒糖吃，我以為是很簡單的道理。終究一個不用心讀歷史的民族，是很難逃離被世代愚弄的命運。

蔡子強 - 沉淪

【明報專訊】過去個多星期，3位特首候選人的其中兩位，梁振英和唐英年，都同時遭負面新聞嚴重打擊，一方是在10年前的西九規劃比賽中漏報利益，另一方則在大宅中有僭建物。



其實，雙方不斷被揭瘡疤，已成了今次特首選戰的主軸。先是唐英年的婚外情緋聞，繼而是梁振英替華懋作供時遭法官質疑誠信，之後又有戴德梁行被清盤的風波，都令這場特首選舉，逐漸變成一場泥漿摔角。

不過，縱然如此，就算再加上歷史性地本港大小報章紛紛各就各位，壁壘分明加入挺梁、挺唐大營，黨同伐異，這都罷了，做得候選人，就得「食得鹹魚抵得渴」。就如去年10月，當台灣總統大選正進行得火熱，媒體爆出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嘉全的農舍風波及連串負面新聞，讓該黨不勝其煩，滿肚牢騷時，呂秀蓮所說那頗為中肯的一句﹕「任何選舉，各界的檢驗都非常嚴厲，甚至無情，要當候選人以前，就要做好各種準備。」

真正令人痛心的，是連特區政府自己，都赤膊上陣，加入這場廝殺當中。

落場踢埋一份的球證

正當梁振英忙於爭取足夠提名，好讓自己可以入閘成為正式特首候選人的關鍵衝刺時刻，上周三晚，特區政府突然發稿，證實梁於10年前擔任「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時，沒有申報與他有關連的公司參賽，卻全程參與評審，投票後始被發現有利益衝突，涉及隊伍被取消參賽資格。這對梁的選情，造成沉重一擊。

政府這樣的做法十分罕有，負責西九項目的民政事務局，其常任秘書長楊立門主動向傳媒解釋，表示因為傳媒查詢才蒐集西九事件資料，並第一時間發放新聞稿，政府並沒政治目的。

這種解釋當然完全站不住腳，經不起簡單的反駁，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媒體向政府提出查詢，那麼政府是否又會從善如流，一視同仁，順應媒體，一一作答呢？答案當然不會，今次西九風波，明顯是一選擇性做法。

特區政府已經不再是球證，而是索性自己也「落場」「踢埋一份」，且不是在後場「搓波」，而是「大腳斬前」，傳球給一方的前鋒，讓他入波。

一旦守不住底線，深淵將深不見底

特區政府不民主，收窄新聞自由，遇事沒有擔當……這些都算了，現在連公平、公正都喪失，竟然在選舉中公然打壓一位參選者，出身公務員的曾蔭權，連公務員過去所信奉的「程序公義」也拋棄，這正是沉淪的開始。

正如上映中的電影《選戰風雲》裏的劇情，作為政治人物，當佐治古尼一旦放棄守住自己的底線時，沉淪的速度可以很快，迅速滑入深不見底的深淵。

而上映中的另一套電影《J.艾德格》，則重新提醒我們，當年擔任聯邦調查局長的胡佛（J Edgar Hoover），因為掌握各種機密資料，掌握各人的秘密files，而可以作出各種要脅和打壓，因而能夠隻手遮天。那也是美國最暗無天日的一個年代。

官場「chok樣」王

周日，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被記者質疑政府周三出稿作出披露是出於偏幫時，譚對着電視鏡頭強調﹕「政府是本着3個原則辦事，第一，是基於事實；第二，是基於事實；第三，也是基於事實。」

之後我跟幾位記者談開，都覺得對此說不出的厭惡。我不知道，譚是否覺得自己很「型」，自以為度出幾個perfect sound bites，便能夠在鏡頭前輕易打發了記者的問題。我只能告訴他，我和那些記者朋友都覺得他很作狀，很「chok」，俗不可耐。問題不是大家質疑你的事實，而是質疑你的罕有、選擇性做法。

奧巴馬給sound bites，例如當日說大家要反思「we are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way that heals, not a way that wounds」，那真的十分「型」，因為他理直氣壯，擲地有聲。而譚志源說「第一，是基於事實；第二，是基於事實；第三，也是基於事實」時，大家只會覺得他「chok」，因為他理曲氣屈，矯揉造作。或許他真的很想當「官場林峯」吧！

我真的很憤怒，這個政府已經愈來愈無可救藥。

沈旭暉 - 美否決聯國議案的「內格羅蓬特主義」

【咫尺地球】阿拉伯聯盟提出關於敘利亞的無約束力議案，被中俄聯手否決，西方接連批評兩國「濫用否決權」，要對敘利亞出現的人道災難負責。短期內，這對中國的國際聲望確有影響，這是一件事；但這樣的批評來自美國，卻是極其諷刺的另一件事。

在聯合國歷史上，最常用否決權的國家是前蘇聯，共用121次，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只行使了7次；中國自加入聯合國以來則用了8次。相反，美國至今用了83次，其中一半都是近20年使用，在此時期，美國絕對是使用否決權最多的國家。美國的否決，大多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中東局勢有關，一直被指偏袒以色列，在中東世界廣受批評。激進組織得以煽動反美仇恨，部分原因也是它們把美國濫用否決權和中東人道災難掛鈎，就像這次美國對中俄的批評一樣。

4項「不否決」條件護以色列

美國為一勞永逸地回應上述爭議，在2002年由時任駐聯合國大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提出國際關係著名的「內格羅蓬特主義」（Negroponte Doctrine），預先說明任何關於以巴衝突的議案，都會被美國運用否決權否決，除非達到4點條件：

1.議案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和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為（也就是將大量針對以色列的行為標籤為恐怖主義）；

2.點名譴責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襲擊的組織，包括哈馬斯、阿克薩烈士旅、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已在巴勒斯坦一半地區執政的哈馬斯至今還在名單是關鍵）；

3.同時要求各方政治解決問題（暗示所有巴人抵抗組織必須放下武器）；

4.以色列的國土安全要獲保證改善（否則以軍毋須撤出佔領區）。

這樣的條件，基本上是不可能被阿拉伯國家接受，巴勒斯坦立國遙遙無期，也是這主義的副產品。中俄否決敘利亞議案，其實正正參考了美國的內格羅蓬特主義，提出若要對巴沙爾總統點名，也要提出反對派造成人道災難的責任，這是美國把以巴雙方責任並列的同樣手法。特別是利比亞戰爭後，利比亞反對派濫用武力的證據陸續出台，也堅定了中俄立場的理論基礎。

中國欠軟實力難扭劣勢

在西方眼中，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行為不應相提並論，但「美國偏袒以色列造成巴人流離失所」這說法，在中東實在大有市場，邏輯和「中俄偏袒巴沙爾造成敘利亞人道災難」有點異曲同工。問題是中國軟實力微弱，難以理論化「投反對票如何能協助解決敘利亞衝突」這問題，又難以提供敘利亞反對派的反人道行為資訊，相反美國多偏袒也好，總算不斷提出解決以巴衝突的其他建議，就個別巴人組織的激進行為也「有圖有真相」。一來一回，在西方主流媒體描繪下，中俄就失去道德高地。

安裕：選戰風雲

【明報專訊】《選戰風雲》佐治古尼編導演集一身，我是特意不看影評走進電影院的。之前估計，佐治古尼想通過這部電影說明某種信息，以他的自由派作風，應該是鞭撻保守勢力，就像《Good Night and Good Luck》那樣了吧。前四十五分鐘我一直感覺良好——接連幾個切割大特寫，佐治古尼飾演的州長在台上的演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氣魄﹕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你就不要來投我票好了，旨哉斯言——幕僚和他談到參議員湯遜的交換條件，是要當內閣成員，具體是要做國務卿。佐治古尼想了不到一秒就說﹕不可以，不要。大側光頭部特寫，額頭到下巴勾勒出一輪金光鑲邊。

事實是我錯了。任憑賣相如何好，原來都是有醜聞，接下來的是佐治古尼比誰都齷齪下作的選舉操作。

同期上演講述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J艾德格》。香港觀眾也許不熟悉胡佛，但應該很有興趣看里安納度狄卡比奧。但告訴你，焦點不在里安納度狄卡比奧，而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的權力可以大得這樣駭人。感謝荷李活，兩部片你如果能夠一天之內看完、或一天一部接連看兩天，你會對一些人一些事豁然大悟，包括今天正鬧得如火如荼的香港特首選舉。

也許是電影光與影殘留在腦海久久不散的緣故，我是帶着《選戰風雲》和《J艾德格》的心情來到這個星期。唐英年的酒稅，梁振英的西九申報，特區政府新聞處一夜之間兩度發出新聞稿，為唐梁這兩位早已不在特區政府和行政會議的前官員作出所謂澄清和說明。醜聞，澄清，機密資料的掌握，使我在星期三夜裏想起這兩部電影。到今天，醜聞幾乎是這次特首選舉的唯一賣點而不是政綱，我不信關心香港未來五年或十年走向的巿民不會對政綱有興趣，但事實是政綱無足道，說了等於沒說。香港巿民是抱着看戲的心情作壁上觀，如練乙錚先生的板塊論所言，這次是兩個不同板塊的對決。如果用這一框架來檢視，就會得出另一重旨趣，今年是香港富如傾國巨人的枱下角力。香港人八卦好哄，兩個小孩街上廝打都有人圍觀，何况兩個代表不同勢力的政治人？

醜聞成為選舉主題不是很遙遠的事，一九八四年美國民主黨初選，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哈特（Gary Hart）出馬角逐，年輕英俊有活力，比起今天的唐梁都雄姿英發得多。那年，哈特在民主黨初選輸給蒙代爾，大選之日，在任的共和黨總統列根狂勝，比分是五十個州之中列根勝出四十九個，蒙代爾只在家鄉明尼蘇達扳回一城，不致剝光豬收場。選後有分析說，如果民主黨派哈特出戰，他比列根年輕二十幾歲，對青年族群有訴求力，倒過來可能爆出小冷門。一九八八年，哈特再出馬，初選未過就爆出他有婚外情，還是有相有真相的那種人證物證俱在。當年在列根的總保守主義熏陶下，白種人新教徒成為道德價值主體代言人，哪會嚥得下政治人物沾葷，哈特一夜之間便蔫了。自始之後，醜聞變成選舉大議題，無堅不摧，無人不破；小布殊能力不濟都一再過關，便是因為他和太太羅拉情比金堅的好男人形象。

充斥舶來品式醜聞傳說

今年香港特首選舉充斥着這種舶來品式醜聞傳說，誠然，從政者必須持有道德人格甚至高於政治人格，即是說，一個道德了無瑕疵的參選人，比起道德水平爾爾但能力特佳的都佔優。因為人們篤信一個人若連自己內務都一塌胡塗，無以齊家，哪何以治國平天下。這種儒教文化帶來的是追求迹近聖人的政治人物，中西俱是，無一例外。不過，自從克林頓與見習生萊溫斯基有染事件之後，這種醜聞政治顯露了一種令人詫異的走向。佐治古尼在《選戰風雲》飾演的州長莫里斯，最後被人得悉他和見習生有性關係，迫簽城下盟，踢走智囊頭頭換人；銀幕下的佐治古尼的民主黨左派身分在此已然露底，電影是對中間偏右的克林頓不滿折射。佐治古尼通過片中莫里斯州長的婚外情來指桑罵槐，以泛道德主義報復克林頓。

可是，現實世界的克林頓好色但能力非凡，他能夠走出萊溫斯基事件的打擊，因為他採取截然不同的應對之道。檢察官斯塔爾有關萊溫斯基案的調查報告，露骨程度堪比色情文學，但也抓不到克林頓痛腳，原因是克林頓以陽光政策應對，公開承認和萊溫斯基有染；儘管克林頓說口交不同於性交無異是強辯，但得到民心的是他畢竟認了。

克林頓的危機處理令他敗部復活，保住了白宮寶座，離任之年，美國有人提出修憲，建議總統可以延長一任共三任十二年，背景是克林頓任內實現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的繁榮期，製造大量就業職位，科網年代令美國人抬頭挺胸。我們記得九十年代的互聯網崛起，無線電話人人一部的亢奮，儘管科網其後爆破，但虛擬工業引起的激情至今仍然衝擊世界，與克林頓處理萊溫斯基事件的曝於天下的做法，成為產業經濟和選舉政治的遺產（legacy）。

克林頓留下的政治遺產

時移勢易，道德價值的嬗變帶來觀感的歧異，佐治古尼在《選舉風雲》對莫理斯州長的敲打，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對克林頓全身而退的不忿。然而即便如此又能怎樣，美國社會的確在萊溫斯基事件後蛻變，桃色醜聞的衝擊不致大得嚇人，只怕當事人不肯光明正大出來承認。同樣，涉及有形或無形利益的政治醜聞，也因為各種鋪墊而殺傷力大減。我說的鋪墊，是從架構上有着各式各樣的防備，罪責不是由下屬頂便是由旁人接，再也不可能重現水門事件式的總統犯罪——何須解散大陪審團，只消在程序上纏繞，日子自然溜走，待驚覺抬頭時已是百年身。

然而這一切桃色醜聞或金錢公權力醜聞都有一個來源，廣東俗話有云，「冇鬼就死唔到人」，此之謂也。因此，若是把《選舉風雲》視為上集，《J艾德格》就是必看的下集。兩部合一，才會明白選舉政治的前世今生，政圈醜聞的前文後理。平情而論，《J艾德格》片名譯法在美國的巿場大於香港多焉。J艾德格是胡佛的名字，全名是John Edgar Hoover，他是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從一九三五年一直做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死的那天。任期從小羅斯福到尼克遜前後六任總統，期內經歷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親眼看到美蘇合力打敗納粹，也看到美蘇在冷戰年代的武裝到牙齒，看到尼克遜到訪紅色中國，沒有一個美國在任官員可以涵蓋如此廣袤的人世間。

胡佛是美國社會暗無天日的代號，是豬玀的代名詞。旅美作家劉大任寫道，小兒子自長春藤名牌大學畢業後說想去聯邦調查局工作，劉大任妻子一聽，臉都發白，因為在六十年代去美國念書的劉家二老知道，那時的聯邦調查局跟蹤監視學生運動，用劉大任的話來說，是「豬玀中的豬玀」。簡而言之，胡佛用他從聯邦調查局局長賦予的公權力，掌握了美國所人的秘密，包括國會議員甚至總統的。因此，美國總統只能做八年而聯邦調查局局長可以一當就當了三十七年。

胡佛手握機密敲榨

說得淺白一點，胡佛通過聯邦調查局控制了主要官員的書信來往或電話通話紀錄，從而得其所哉，包括他要一力清除的「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以及對社會上的「異類族群」即同性戀者及工人組織；另一便是任何針對他的政治人物。事實上，一九五二年總統大選，胡佛便通過聯邦調查局散播候選人斯蒂芬森是同性戀的消息，打擊選情。三任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甘迺迪、詹森都想把他搞下台，同樣鎩羽而回，無疾而終。因為他在國會裏可以控制一切，史家推測，除了投其所好大搞反共白色恐怖，便是胡佛也掌握了國會議員的個人機密。這種說法也許會有人爭論，但事實是胡佛去世之後，美國就修訂了聯邦調查局局長任期，最長不得超過十年，明顯是針對胡佛一人獨大，無法無天的狀况。

如今天下，資訊高於一切，《選戰風雲》佐治古尼強悍卻敵不住黑材料在人手上，只得俯首稱臣；胡佛手握達官貴人的各樣秘密，沒有人敢動他一條汗毛，什麼權力制衡原來都是云乎哉。下筆之時，無綫電視新聞頭條是梁振英大聲疾呼政府應公開所有西九有關資訊，我心忖這便是選舉政治。工作犯錯，緋聞渲染，利益衝突的質疑，資料發放和掌控；台上和台下，美國和香港，環球同此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