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王于漸中港政經評論
歐洲一體化的宏圖本欲創建「European Germany」（歐式德國），把德國融入歐洲，但反而搞出個「German
Europe」（德式歐洲），把整個歐洲德國化。有人認為，1989年的德國東西統一，永遠改變了歐洲的遊戲規則。但直到這次歐羅陷入危機，才突顯出內裏嚴峻的意涵。
上月28日，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柏林發表演說，懇請德國對歐洲肩負起更多領導的責任。他說：歐羅區解體的話，勢必釀成千古危機，其影響超出金融體系。「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邏輯一旦扎根，我們怎可相信，每個（歐羅區）成員還會繼續以社群為念，而不重拾過往的宿怨來個清算，借貿易或其他領域開刀？誰敢打賭，歐羅區一旦解體，作為歐盟基石的一體化市場仍可生存？畢竟髒亂的離婚案比和睦分手的多。
波蘭外長勇氣可嘉
他接着說：我要求德國，為己為「盟」，協助歐羅區存活和發達。別無他國可當此重任。我也許是歷史上第一個這樣說的波蘭外長，但這就是我要說的，我害怕德國的勢力還不及我開始害怕她無所作為。你已成為歐洲不可或缺的國家，你不能不帶領我們，但不是主宰我們，而是帶領我們改革。
波、德歷史上的恩怨極深（註：波蘭與德國的邊界線很長，但遼闊平坦，歷來是德國擴張的第一個犧牲品）。波蘭外長公開這樣說，需要極大的勇氣。此言大膽、清晰地說明，歐羅各國都希望德國有所擔當，建立一個名為歐洲、彼此可以分享的社區；而且作為一個整體，大過各組成部分之和。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威脅在與歐盟接壤的邊界部署導彈後，夾在俄、德兩強之間的波蘭作出了明智的抉擇。
雖然波蘭希望今後更加融入歐洲，歐盟其他成員的看法較多考量。從戰略角度出發，歐洲國家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陳年恐懼，擔心德國一旦居於支配地位，在追求其應有地位的過程中，會掀翻整條船。德國再度成為歐洲明顯不過的超強後，對歐洲國家來說，昔日針對納粹的「德國問題」（the
German question），有了新的版本。這就是：歐洲能否找到新的均衡？德國能否學會如何領導歐洲？
德國被指眼看着歐羅水深火熱，卻袖手旁觀，未肩負起領導的責任。德國雖力促歐羅區成立財政聯盟，作為挽救歐羅的條件，但被指借領導權來打壓其他成員，硬要歐洲接受其財政聯邦制的主張。論者提醒世人，對歐洲來說，德國的規模從來都顯得太大。法國顯然希望由政府間合作，而不是一舉躍進財政聯邦制；英國和美國亦然。
重建金融市場對歐羅的信心時，柏林慣性高度關注如何避免道德風險。法、英、美這些國家也許習慣於聽德國的調子。德國認為，放寬歐羅供應之前，各成員國先要同意緊縮財政。柏林和巴黎可信最後會妥協。德國如果行動夠快，歐羅或許還有救，尤其是如果同時由歐洲中央銀行入市，進行決定性干預的話。
不過，就如何處理南歐周邊國家缺乏競爭力和經濟成長的難題，這個策略未能提供長遠而持續的解決之道，背後的經濟問題其實從來都是一樣。只有當德國承認，債權人（貸方）和債務人（借方）在制度內權責對等，才可望解決收支失衡的問題，長期維持德國所主張的財政聯邦制；而且，緊縮的同時須有足夠的經濟成長以取得均衡，制度才能持續。
東西大陸盛極一時
領導歐羅區時，德國不想被指打壓同伴的話，就必須認識到，財政聯邦制不能是單方面的，不可把所有的調整都推給弱國。有關協議不論是否神聖到像條約那樣，若逼使歐洲大部分地區無限期地緊縮，也就不可能在國內政治的現實下存活。
要說歐羅能否生存視乎德國的領導，相信很少人會質疑，但這不能僅是要求各國緊縮財政而已。德國正處於歷史交叉點，為未來的抉擇而苦惱，心情既猶豫又煩躁。
美國哈佛大學的Dani Rodrik教授曾經主張解散歐羅區。理由是：既然早晚會有成員無法償付、脫離歐羅區，應確保這個離場過程盡可能有秩序、有協調地進行……，對經濟的貽害減到最小。目前的危機要求各歐羅國明確地重新定向，由外債和緊縮轉向國內的焦點和期望……。
所面對的挑戰是找到一種新的政治說法，既着重本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但又不致於被指是排外主義和仇外心理。走中間路線的精英若不足以當此重任，極右派也就樂得填補這個空檔，令社會失卻中庸之道。
德國如何回應這個歷史時刻？也許在歷史中有迹可尋。
大約二千年前，全球最多可能有一半人口活在兩種政治制度下：歐亞大陸的東部是中國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西部是統一的古羅馬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這一東一西兩大帝國的疆土和人口相差不遠，最終也都盛極而衰，其後的歷史卻大相逕庭。中國縱使多次分崩離析，遭外族征服，但始終是一個國家。歐洲則自羅馬帝國解體後，至今多國林立，期間大部分時間以日耳曼民族的分割最嚴重。
現代著名史家Patricia Crone認為，歐洲是三大元素的產物：一、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二、基督教；以及三、後來入侵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也就是後來的德裔）武士。按照傳統說法，古羅馬帝國亡於公元476年。
入侵羅馬旨在擄掠
其實，當時滅亡的只是帝國西半部。因為從大約公元400年起，羅馬帝國就已正式分為一東一西兩個國家。東羅馬通行希臘語，定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前稱拜占庭Byzantium，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Istanbul﹞）。西羅馬滅亡後，東羅馬還存在了大約一千年，1453年才遭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所滅。
古羅馬軍隊曾經在公元一世紀渡過萊茵河，進侵今天的德國，但遭當地的日耳曼部落殲滅。兩個世紀後，輪到日耳曼部落循多路入侵羅馬帝國，隨處擇地而居。但目的純屬擄掠、徙置，借助羅馬帝國的條件，過得好些，無意越俎代庖接管國家，故此無所謂征服。
羅馬帝國打不過這些「蠻族」，又趕他們不走，只好任由其據地而居，形成多個近乎自治的國中之國，這些「移民」後來更加入羅馬軍隊；外來的日耳曼部落在五世紀再次來犯時，雙方軍隊的日耳曼人各為其主。羅馬軍隊後來足足有一半是日耳曼人，有日耳曼裔將領。
這些定居的日耳曼部落承認羅馬君主。直到476年，才有日耳曼首領廢黜西羅馬皇帝，自立為意大利王。即便如此，掌管原西羅馬疆界的這個日耳曼裔新王也仍然奉東羅馬君主為上皇。
因此，以《羅馬帝國興亡史》傳世的史家Edward Gibbon認為，羅馬帝國並非亡於蠻族，而是內部敗壞所致。日耳曼人並非帝國的「征服者」，而只是雀巢鳩佔的流寇，但無心插柳柳成蔭，最終變成了吞併。
由於日耳曼人是文盲，只會攻城掠地而不會管理子民，因此很快就承認了羅馬天主教會，將所佔之地依賴教會代管，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西羅馬滅亡並非因為打輸了哪場決定性的戰爭，而是四方八面都遭到日耳曼人入侵，到處都是新來者的拓殖點，國內幾無完土。
到了七世紀和八世紀，伊斯蘭信徒從阿拉伯半島西侵，迅速征服北非和西班牙，直到揮軍進入歐洲大陸，才被法蘭克（Frank）人首領、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祖父Charles
Martel擋住，保住了歐陸的基督教傳統。後來，羅馬教宗遭到倫巴第人（Lombard，日耳曼部落，先是入侵今天的匈牙利，其後在意大利北部定居）威脅，向查理曼的父親Pepin求助。後者率軍南下，收服倫巴第人。
皇帝教宗爭鬥頻頻
公元800年，查理曼到訪羅馬，獲教宗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君主，成為教宗領土當然的軍事保護者。
日耳曼部落眾多，但只有法蘭克人建立了持久的國家。法蘭克王國全盛時，涵蓋今天的法國、西班牙一部分、意大利北部和德國一部分，但與當年的羅馬帝國相比仍然很弱。國王甚至無力收稅以養活軍隊，要靠封官進爵來管住領地的王公，確保其忠誠。
日耳曼部落間爭戰持續，教宗在各地的日耳曼貴冑裏為神聖羅馬帝國物色皇帝，誰成為日耳曼眾部族的首領，誰就自動獲教宗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了確保為王者饒勇善戰，日耳曼人的造王制度兼具繼承和選舉成分；日耳曼王是全歐洲唯一選舉產生的王者。相比之下，法國、西班牙和英格蘭王國行繼承制，比日耳曼王國來得鞏固。
帝國皇帝與天主教教宗的爭鬥從未止息。這兩大核心與歐陸各地貴冑和新興城鎮間的效忠關係經常轉移，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政治生活的常態。後來宗教改革之所以在日耳曼大行其道，就是因為當地的世俗權力分散。帝國皇帝雖然本於職責，下令封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針對羅馬教會的「異端邪說」。但撒克遜（Saxon）地區的選帝侯（Elector）Frederic和其他日耳曼王公庇護路德，欲藉機染指教會，特別是名下的莊園。
及至1618-48年的「三十年戰爭」結束，有關各方達成《Peace
of Westphalia》（《威斯特法倫和約》），神聖羅馬帝國已飽受摧殘，四分五裂，小國林立。這本來主要是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宗教衝突，後來演變成歐洲列強的普遍爭戰。
神聖羅馬帝國在1806年亡於法國的拿破崙。後者揮軍東進，結束了頭尾足足有一千年的第一德意志帝國（First
German Reich）。對基督教世界來說，日耳曼應記一功。1453年東羅馬帝國遭奧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滅亡後，神聖羅馬帝國頂住了後者的西進，令西方人得保信仰。
但基督教本身也分為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兩大系。信奉新教的普魯士和信奉天主教的奧地利後來成為神聖羅馬帝國名下的兩大王國。但發展到十九世紀，歐洲進入意識形態時代，宗教不再吃香。民族主義在前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得勢，同時削弱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俾斯麥成為普魯士首相（Chancellor）後，着手以鐵和血也就是武力來達成德國的統一，最終藉着兩次有限的戰爭，建立了第二德意志帝國。
1866年，以奧地利帝國為首的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率領一批日耳曼盟友與普魯士率領的另一批日耳曼盟友以及意大利，打了一場奧普戰爭。奧地利戰敗，以普魯士為主的北部德意志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統一了日耳曼北部各國。隸屬勝方的意大利也藉機兼併了奧地利的Venetia(威尼斯)省，方便意大利其後的統一。
1870年的法德戰爭顧名思義是法國與普魯士的衝突，結果令德國南部各國投入普魯士的懷抱。普魯士得北方日耳曼邦聯之助，經長時間的圍困後，在2月28日攻陷巴黎。普魯士和日耳曼這次大獲全勝，令日耳曼最終在德意志帝國屬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位期間全國統一，成為民族國家。
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希特拉麾下的第三德意志帝國發動第二次大戰，志在征服歐洲。但這其實並非日耳曼歷史上的國家目標。眾所周知，德國最終戰敗，被分割為東西兩部分，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才得以統一。
所謂神聖其實「三不像」
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國的歷史在今天是反面教材，引以為戒，不能作為處事的準則。但神聖羅馬帝國能夠存活一千年，給了我們三大教訓。
第一，日耳曼各地的王者大都來自王室成員，經選舉產生，皇帝不能大到令諸侯屈服，而是以施與受的利害關係共處，效忠對象可隨權力轉移變更。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形成了一種上佳的制度環境，令資本主義得以在歐洲脫穎而出。
第二，日耳曼王獲教宗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取得統治大半個歐洲的合法性。今天，歐洲政府的地位要獲得合法性必須得到歐洲人民的認受，要歐洲統一計劃再有動力前進，則歐洲總部的一眾官員須放下官僚的高傲、精英的氣燄。
第三，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也許很弱，但頂住了伊斯蘭和其他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保住了歐洲的和平。這與其後單一民族國家的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國大不相同。
法國啓蒙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譏諷地說，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又非羅馬，也稱不上帝國。但就是這個「三不像」政權展現神奇的生命力，肩負起奠定今天歐洲所有三大元素的名稱和意念。信仰是基督教的，法律是羅馬的，而作為帝國，所用的是非壓制性的日耳曼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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