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耶教在香港可說最有勢力。論信徒之眾，數一數二。信徒當中，又不乏中產專業、大學師生者，在社會佔著高位的，亦十分常見。加上社會上有無數以基督信念營運的無數學校、醫院、服務機構、志願團體‥‥‥基督教的社會影響力，實在眾教之上。而這個宗教的核心價值觀，也必然日積月累地滲透這個社會。今日的主流教會，無一不是叫你要包容、和平，教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仇敵。如果他打你的右臉，你要連左臉也給他打。
在基督教的氛圍中，我們同沾一種彷彿會神聖發光的泛愛主義。教會學校會告訴學生，耶穌到了最後，也是反對暴力的。羅馬的衛兵來到，他也是束手就擒，沒有動刀動槍‥‥‥這套具宗教感的泛愛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我們會持負面態度看待一切激烈的言行、甚至思想。
父母會搖頭晃腦地說：「社民連三子（當年還未解散）在議會裡擲蕉、年青人在街上衝鐵馬，我怎麼教我的小孩？」自稱信耶穌的泛民議員（例如黃成智），又會譴責議員講粗口、掃場。信耶穌的政府高官也會說：「你們如此辱罵官員，是『言語暴力』。」
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如此。任何激烈的行動和言辭，都被視作有違良俗。知識分子皈依此教者，亦不是少數。他們叫你凡事忍耐，要包容，要愛你的敵人。所以，大陸的「同胞」怎麼怎樣，我們彼此忍讓一下就是了。這就是基督教所帶給我們的泛愛主義。
誠然，任何正常人都是厭惡暴力。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將暴力和激烈統統視為邪惡，然後姑息我們身旁發生的邪惡。我們社會接受的基督教影響，是那個被納入羅馬統治體系以後的基督教。因此，宗教信徒，互為影響，催生了一個空談愛與和平，卻對身旁邪惡姑息退讓的保守社會。
出於羅馬政府的維穩需要
帝國時期的羅馬政府要管太多民族，所以也要維穩。被納為國教的基督教，當然無可避免成為一種宣揚順民意識形態的統治功具。當你詰問：我們要怎樣面對一個殺人如麻的強權、或是作惡多端的奸人？他們十成十會告訴你，「你要忍耐，不能用暴力來對抗暴力。因為上帝是不喜歡暴力的。這個世界是屬於撒旦的。所以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上帝在「以後」自然會公平審判他們。你要對上帝的國有盼望。」
基督徒常說要盼望天國。這句話就已隱含了天國永遠不會在人間出現的潛台詞。這種想法，在當今香港教徒之中絕對是主流。他們想的只是來世的天國，至於今世的邪惡，他們只鼓勵人們容忍、麻木、姑息。天國永遠都未來未來，永遠在未來、在來世。
天國在地上
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徒卻是一個由釋奴、窮病、政治犯組成的抗議宗教。他們組織嚴密、濟世行醫、財物共享。其相濡以沫的生活方式，頗有點共產主義的意味。他們追求的天國，是要實現在人間的天國。耶穌死後幾十年就成書的《啟示錄》幾乎就是對暴政的抗議之音。猶太人在公元前兩世紀至公元二世紀之間，發起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起義。他們的決心，可以在這歷史的小片段中看見：公元73年，一個在Masad的起義指揮官面對兵敗，卻寧願自殺，也不向羅馬投降。[1]
再者，翻開經教庭審查刪改了二千年的《聖經》，也尚且可以看見耶穌留下的許多激進足跡。在《新約》，固然有許多「愛與和平」的教晦。但是面對權金相腐的猶太教、殘暴不仁的統治階級，耶穌就不講「和平理性非暴力」。在聖殿掃場，固然是經典之作。在最後的晚餐，耶穌得知有鬼仔藏身於幫派當中，也深知羅馬政府很快要對他不利，於是提醒門徒：「但現在那有錢包或行李袋的，要帶著；沒有刀的，要賣掉他的衣服去買一把。[2]」
耶穌當然不是叫門徒拿刀子傷人。所以衛兵來要人的時候，門徒奮而割掉衛兵一隻耳朵，耶穌也立即制止。他要門徒帶刀，是為了方便他們日後逃走。刀子，是為了保護自己。以暴力來抵抗暴力，難道就不正當嗎？
在基督教草創之時，耶穌似乎從沒推出過一條「所有暴力都是惡」的天條。面對不公平的猶太教法令，他時常以身試法。對於社會的傳統，他更是嗤之以鼻尸。他可以無視禮教，跟一個撒瑪利亞的女人坐在井邊聊打水、聊永遠不渴的活泉，直指她有五個情夫之類。這些片段，在歷經二千年刪訂的《聖經》當中，竟然也是俯首可拾。可以想像，耶穌形象真實可能要比這些更為激進。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耶穌是否有顛覆羅馬的意圖，神學和政治理論界尚且還在爭論。但是從他的說話，已看出他認為需要將舊風俗、舊思想一掃而空。他已經立志，給自己一個立身處世的使命。
他說：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3]」「我到地上來燃點烽火，我多麼盼望它已經燃燒起來了!……我告訴你們：我並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分裂。從今以後，五口之家將要分裂：三個跟兩個爭，兩個跟三個鬥。」[4]」
這樣的耶穌，跟教會給你談的耶穌，是不是很違和？因為聖經是徹底人造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天命，經過二千年來不同政治力量的左右，自然充滿了矛盾。基督教草創時有著矛的精神。到它成為建制的一部份，它就只會提倡盾的精神。他們天天叫你不要激動、不要罵、不要罵‥‥‥不要搞革命。流毒至今，我們整個社會，都服鷹於一種失敗主義式的意識形態：一切激烈和暴力皆為惡。對於罪惡的人和事，先是容忍，然後姑息。到最後，扭曲到認為世上有權柄者，皆為上帝之旨意。
早期的基督教，那麼革命。舊日的共產黨，那麼熱血。然而兩者殊途同歸，都變成了它原先最想打倒的東西。兩者在今天合流，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似乎只是故事中必然出現的一節。
老朽與少年
北宋改革家范仲淹曾上書禁中，力陳改革：「物久則弊，弊則應革。」一個國如是，一個宗教的氣質也如是，一個人也如是。東西擱久了，就自然要被革掉。陳獨秀在《敬告青年》[5]一文說到：「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中國和香港的人，都不願改變，不動社會人心的大手術。令人感覺良好的事，就讓它繼續行禮如議，直到世界末日。事情不動，它就腐，它就長蟲。雖然外表光鮮，但內裡已經壞死。
那麼，由誰去做這個手術？那自然不是那些沒有神沒有氣的，只懂風花雪月的。梁啟超有一傳世演講，題曰《中國少年說》，輯其一段，作此文結：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6]
知識份子更是集體地倒向廉價的、一知半解的階級鬥爭，試圖在空中樓閣用泥巴捏出一個政治正確、仁愛普世的中國定論，實際上卻是不識時務又要趕輿論的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