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無待堂
雙非、中國來的殖民者等等，聽似新鮮。然而，事實上中國政府及其人民也並不是第一次為香港帶來問題。只要稍為探索一下香港過去的本土歷史，就不難發現香港幾乎在每個年代都要應付來自中國的挑戰。可是香港人自己對港英時代的歷史也是不甚了了，當然無法清楚解讀當前形勢，只能任由各種意見舞得左搖右擺，到底也搞不清楚自己在這場戰爭中身在何處。
知識份子更是集體地倒向廉價的、一知半解的階級鬥爭，試圖在空中樓閣用泥巴捏出一個政治正確、仁愛普世的中國定論，實際上卻是不識時務又要趕輿論的熱鬧。
蝗蟲的前世
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也同時是1947至57年的港督葛量洪所面對的問題。翻開他親筆所寫的回憶錄，你會驚訝當時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跟今天為何如此相似。葛量洪的上任港督是曾經提出政改計劃的楊慕琦。這個史稱「楊慕琦計劃」的政改方案在未有定論時，楊慕琦已經退休返國，總督之位就由葛量洪接手。葛量洪對香港的位置有十分冷酷清晰的戰略取態，他說：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oblem of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i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not the advancement to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British colonies. ”[1]
他從上任之初就不對楊慕琦計劃存有好感。他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與二戰以後英國殖民地紛紛提出獨立或是自治的情況不同，它的主體是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問題，而不是香港本身如何、怎樣之類的問題。葛量洪作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總督，有這樣的思考卻不是完全因為其職位本身就是為為母國掠取政經利益，而是他本身對中國人的觀察和判斷。
葛量洪在赴任港督之前，曾在廣東學習粵語（並且在書中說這是最難學的一種中國話），而他的母親在二戰以前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亦曾在北京短住，他所接觸的中國人必不會少。在五十年代，在殖民地裡並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群體，移民來的都是中國人。在意識和文化上都與故地故民無異。所以葛量洪對香港人的評價亦應該是建基於他對中國人的評價。他認為香港並沒有需要實行政改、甚至是自治、獨立的原因，是當時的香港人本身就沒有這個要求。他說：
“……they are content to leave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to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rivate citizens who, out of civil spirit or the honour and glory they get out of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he colony also had little loyalty to Hong Kong. ”[2]
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
香港人在文化思想上跟中國人其實無異。他們傾向認同儒家傳統的精英政治，政治就該是一個精英小眾所管的事，而小民犯不著勞這個心。而香港從來無法成為一個具備實體的政治問題的核心原因還是「忠誠」這個字。不只住在香港的人都是移民、逃難下來的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並沒有感情和忠誠，他們依然有強烈的鄉土情懷。而被吸納進港英政府的華人精英也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自覺。作為一個被英國人看得起的華人精英，意識上早就不當自己是華人，而是「黃皮白心」，香港對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甚麼羈絆。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和草根階級都「心不在此」，這個社會自然不成一個實體。「香港社會」自然不是一個需要deal with的對象。這可以解釋為何提倡下放權力的「楊慕琦計劃」竟然也不受華人社區重視。這個由葛量洪開始的指導原則一直延續續到英國徹出香港。香港的民主、自治、獨立與否，從來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英國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之下的賭注和武器。所以彭定康履任末代港督，即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為了擺中國一道，不要搞錯是皇恩浩蕩。
葛量洪在談及當時的殖民地議會裡本地人如一池死水的參政風氣。當時被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對質詢政府和官員並不熱衷——縱使這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葛量洪形容這種情況為“polite silence”，他尖銳地指出：
“This polite si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was one of the contributory reasons for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m as wooden dummies or “yes man”, neither of which they were. ”[3]
人道的代價
香港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沒有比中國的共產化更大。中國在葛量洪任內變天，一朝河山盡染紅，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入主中原，大量難民從廣東經深圳河以北、澳門等途徑來港。當時的政府基於人道立場接收他們，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講，他們是很難阻止這些從四方八面偷渡來的難民。葛量洪原先估計這些難民在中國的局勢穩定以後就會回國，然而他的佔計錯誤，「新中國」建國以後，亂事不止。大量難民就此留在香港。於是港英決定將來者不拒的政策改弦易徹。
葛量洪在這件事上說做就做，當時有沒有崇尚普世大同的偽左份子、或是高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的大學生出來反對葛量洪，我們不清楚。然而葛量洪給出的理由十分簡單：
“We did not wish to be inhuman, but our first care had to be for our own people.”[4]
文明的虛榮
大陸難民無限制地湧入，最終只會令本地人也成為難民。現實就是現實。顧此必然失彼。你要看顧多一個難民，本地的資源就會少了一分。即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急剎車，在1953年的聖誕節還是發生了一起石硤尾木屋區的大火。事情的起因還不是因為難民太多，大家只能在山上搭建木屋，錯落相鄰。人多手腳亂，炊煙互軋，終於出事。
人道也要講條件，世上沒有不需成本的人道。當初香港如果由偽左執政，堅持將香港變成一個難民營，石硤尾那種規模的大火不知要多幾多宗。
被那些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的左翼口諸筆伐的「港英殖民者」，一方面鐵腕打壓街頭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卻保持著一套獨特的道德原則。他們為難民建臨時房屋、提倡醫療服務，給予其子侄教育機會‥‥‥功利主義的中國人也許會問，這一切是為了甚麼？葛量洪對香港的收容政策是如此評價：
“For a colony dependency to undertake this out of its own resources was remarkable……The refugees and their care and maintenance are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alone.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free world……I wrote letters, I spoke to officials, I spoke to ministers. But all in vain, we got nothing. ”[5]
英國人施捨他們的慈善，是因為他們貴族式的虛榮。看得透這種矛盾的民族性的人，又怎好意思像偽左和土共那樣單純地仇英、或是像坊間許多一般見識的人那樣完全的親英？
脫不了的難民氣質
現在問題來了。在中共上台以後有一批難民北來，我們或許可以將之歸咎混亂的政局。然而今天中國人自己也在吹噓著大國崛起的美夢，為甚麼還是有那麼多人來生仔、花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來香港，難道是為了跟你血濃於水？他們談利益，你不要跟他講仁愛，不然就是被人賣了還給人家數錢。大陸人來生仔，是為了這裡的醫德；來花錢，是為了這裡的低稅。對難民問題，葛量洪也在書中不無幽默地說：
“……the refugees had fli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adise, and had no love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6]
即使表面堆砌得多強盛，終究在中共的治下，沒有人可以真正放得下心。個體的自由有多少，一切都端看「政治形勢」。這樣的國度，你今天可以手握權力和財富，明天也可以翻身下馬，要逃到美國領事館求救。在廣東道上的那些面目可憎的大陸豪客，他們口袋裡有多少錢都好，本質上都與五十年代湧來香港的難民沒有分別。他們拉著小車、拖男帶女、四處喧嘩。即使是來玩樂花錢的，也總擺脫不了那股難民特有的焦慮和急噪。
免費五毛和乖孩子
在治權易手之後，香港人也神奇地對「前朝孽史」避而不談。教育界更是等而下之，刻意忽略，剔出課程，刻意將香港人對自身無知的殖民地臣民特質保留下來，方便新主殖民統治。我曾親耳聽過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對學生說「與中國歷史相比，香港歷史不算甚麼。」國內活躍的網絡評論員好歹一帖五毛，手裡打著蠢話也是為了糊口。香港卻有許多痴心愛國的人，不知不覺，自動自覺，天天維穩，讓中央連那五毛錢也省下來了。
這類人佔據著各行各業的高層，所以香港到今天也不是一個主體，也無緣進入任何一張政治問題的議程表中。香港墮落的原因不是太多問題，而是她太乖、太過不想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既然你不是一個問題，那就沒有人會當你一回事。港英時代如是，中共時代如是。小孩不吵鬧，就沒糖吃，我以為是很簡單的道理。終究一個不用心讀歷史的民族，是很難逃離被世代愚弄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