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國已經10年了，有越來越多的內地居民來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本報記者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仍然會不時有文化休克的感覺。
平民化的市政大廈
1997年有一個叫艾敬的瀋陽女歌手，曾經唱了一首很火的歌曲《我的1997》，“他可以來瀋陽，我不能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等歌詞當時在內地耳熟能詳。然而這首歌傳唱到香港後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如果13億內地人都可以隨便到香港，香港秩序會不會亂啊。
香港回歸中國已經10年了，從2003年“自由行”開始，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內地居民來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內地人，仍然會不時有文化休克的感覺。
一出紅火車站，就會看見一大堆標語，看得初到香港的內地人膽戰心驚。在天星碼頭，也會有人向你散發海報、小冊子。在香港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在內地鮮見的異議人士。這證明香港是享有言論自由的，你只發表政治意見，不搞行動顛覆，香港是可以無視你的存在的。
除了這些表面的“西洋鏡”，如果仔細體味，還會有很多進一步的深層震動。
這次來到香港的第一天，由內地來到香港大學做研究學者的南方周末前總編錢鋼請我們到一處能體現“香港特色”的大廈吃飯。
那處大廈竟然叫“市政大廈”。然而卻沒有任何公務員在這辦公。這是政府用公帑提供完善設施以服務該區域市民的大廈。
香港18個區，每個區根據面積大小和發展程度均有幾座這樣的“市政大廈”，格局也大抵相似：底層是一個菜市場和雜貨市場，從雞鴨魚肉到針頭線腦一應俱全，樓上還會有一層“大排檔”，眾多餐鋪匯聚在一起。
後來還參觀了另一處耗資逾4億港元建築的市政大廈，這座大廈獲得了香港建築師學會的優異獎。除了上述街市，還有現代化的全天候攀石牆、健身室、游泳池等多項文娛設施，有免費供放學後的孩子來做作業的“修習室”；還有公共圖書館。收費的娛樂設施也很便宜，問了一下，一個羽毛球場地一小時才30港元，比北京、上海的同類場地要便宜。
另一方面，市政大廈並不會因為其服務普通市民的性質而顯得低檔和無秩序。豪華談不上，但至少現代化、乾淨、安靜。很難想像，在內地除了標誌性建築或者豪華政府大樓，政府會那麼花大力氣去建設那麼多漂亮現代的“便民設施”。
錢鋼說，到香港不能靠原來的判斷來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這個市政大廈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啊。
規則大於潛規則
香港人遵守規則是出了名的。即便在雙休日的高峰期，市政大廈的游泳池中也不會有擁擠而混亂的感覺，因為香港人在水里也“排隊”：泳池拉開了幾條泳繩，不僅有“快遊池”、 “慢遊池”，還有“循環池”，不管大人孩子，就如同在路上那樣遵守交通規則———沿著泳繩邊左去右來，首尾銜接，循環往復。
駐港部隊的軍車也許是中國最遵守交通規則的軍車了，這些開著“ZG”牌照的軍車司機可能一句粵語都不會說，在他們第一次駕車進入香港之前，就已經背熟了香港的交通法規。熟悉香港的每一條交通幹線，對香港近200種交通標誌滾瓜爛熟。
以前英國軍車享有“隧道內執勤免費通行”的權力，解放軍放棄了，讓香港的規則變得更純粹。
鳳凰衛視的時事評論員曹景行曾說起一件事，2000年年初，一位開貨櫃車的老兵在香港超速行駛，香港警察給駐軍寄去一張罰單，上級立即收回他的“往來香港特別通行證”，停止駕車半年。
鳳凰衛視的另一位名嘴梁文道跟我們聊天的時候則抱怨香港新頒布的不准在所有室內場所抽煙的規定，讓他這杆老煙槍非常憋屈。
但是抱怨歸抱怨，一旦新規定立法通過，香港人都會遵守。連記者住的賓館都會在房間裡貼出禁止吸煙的標誌，香港一些露天的公共場所也被闢為禁止吸煙區。比如維多利亞公園，一次萬人活動過後，我看到偌大一塊場地果然沒有一個煙頭，實在讓人感慨。
這一切，是因為在香港，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媒體和市民都有強烈的規則意識，規則是一種制度性的文化，在這種文化環境裡，規則大於潛規則，扼殺潛規則於搖籃之中，使潛規則沒有生存的土壤，遑論非規則。
這次去香港之前，我做過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報導，香港的記者朋友看到過報導自然就討論起來，之後就說起香港的一起曾經轟動一時的“釘子戶事件”。
奇怪的是，當時內地媒體討論了諸多日本、德國、英國的釘子戶，偏偏遺漏了近水樓台更可資比照的香港。
後來我專門查了一下當時的報導，更加稱奇：
香港一位八旬農婦與女兒挑戰香港的地產大鱷李兆基名下的恆基集團，為一塊位於新界大埔翡翠花園鄰近，面積有12萬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約為1／10平方米)的土地，雙方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地行動。結果2006年1月5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作為香港真正的草根階層的農婦母女勝訴，並沒有給地產大鱷留下任何一點特別的情面。
一方是人微言輕的老嫗，一方是財大氣粗富可敵城的地產大鱷，我很難想像，將這一事件搬到內地會是什麼結果。在重慶，我看到了太多的從全國各地趕來尋找媒體幫助的“釘子戶”和失地農民，在香港，沒有人上訪，也沒有人會哭著把上訴材料塞到記者手裡。
香港的貧富差距之大同樣是我們難以預料的。內地來港走馬觀花的遊客會注意香港的門臉———或者在太平山頂俯瞰燈火璀璨的港島，或者在中環大道仰望中銀大廈的瑰麗，但沒有人會看到深水街上那些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觀塘和元朗那些可能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700萬香港人中有112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2004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將全港200萬居民分為10組，收入最低的組別人口占到112萬，平均月收入2977港元)
在今年香港特首的競選宣言中，兩位競選者均承諾要解決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曾蔭權還稱之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鳳凰衛視梁文道說，10年前，李嘉誠叫李超人，是我們的偶像，代表著只要你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香港夢”。而現在，出租車司機也會罵李嘉誠是混蛋，搞壟斷，官商勾結。香港人過去覺得有錢人有錢是靠他自己，現在也出現了仇富心理。
他認為，回歸前後，為了香港保持經濟活力，更多注重的是商人的利益，忽略了中產階級和普通人。比如說800人的選舉人團多是商人出身，壟斷了香港的經濟資源，現在又壟斷了政治資源，原來的殖民統治中的這部分被保留了，港督執政的時候也是考慮這批商人的利益。
這其中既有值得吸取的教訓，也有可資借鑒的經驗。
但香港在貧富差距加大的社會環境中，仍然提供給窮人有尊嚴的生存下去的製度保障。除了公屋制度，還有醫療保障、教育保障等等。避免了社會的不穩定。
香港的公屋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經驗，它保障窮人的基本住房權利，使得他們有機會從底層社會發展到上流社會。曾經主管公屋的香港房委會主席葉國謙說他自己小的時候一家七口人，住在不足20平米的房間中，疊床架屋，三疊床。
現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香港有一半居民不進入商品房市場，而是存身於政府提供的房屋中，比如公屋、廉租房，其中，佔總人口30%以上的窮人住在“公屋”裡。
“公屋”從外表上看很像封閉的大廠房，只是比廠房更高，一般都有近二十層。 “公屋”因為由政府統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種號型：大號的有20平方米出頭；中號的16.5平方米；小號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一些三代同堂甚至8口之家就住在這樣的逼仄空間內。
葉國謙當房委會主席的時候，每週都有一天要從早上8點半討論到下午2點，“一年批五六萬單位，高峰期7萬，現在是2萬多。”
這樣的保障制度甚至吸引了內地人來香港當窮人。
今年1月份我到香港採訪“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現象，在入境處辦理申請延期的窗口看到了內地孕婦排隊的長龍。
來自廣州增城的黃廣大夫婦的孩子一出生就享受到香港的醫療福利。 “小孩出生後身體不好，醫院很負責任，不讓他出院，兩個白天三個晚上，才交了150港元。要是我們內地人在香港這樣生病就是7500港元。”
各種福利制度還將伴隨著他兒子的成長：九年免費教育，每年有兩三千港元書報津貼；在公立醫院急診只需100港元，普通專科60港元，住院每天100港元；如果兒子獨自在港，可以申請每月1930港元基本生活補助、1280港元住房津貼。孩子從一出生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港元，比多數內地工人的工資還要高。
香港政黨的“擔當”
採訪葉國謙的第二天，6月12日，民建聯就要開黨員大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大會。被港人視為愛國愛港的黨派，民建聯之前擁有黨員9969人，新有一百多人申請入黨。 “明天我們一開會就成為萬人政黨了，這是香港第一個萬人政黨。”
1991年，香港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催生了一些“政黨”組織，這些組織有自己的“黨綱”、“黨魁”。
“我們是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覺得對香港社會要有所承擔的群體。”葉國謙說。
回歸前香港政府官員是根據《英皇制誥》由英國委派，本地政黨不可能“以執政為職志”。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基本法這一規定事實上已否定了香港“執政黨”的存在。
香港以行業、界別、階層為活動平台的社會團體很多，市民已習慣於依托這些社會團體為自己爭取權益、表達訴求，且可避免政治化，因此並不熱衷於加入某個政黨。香港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團體不是哪一個政黨，而是工聯會。
民建聯現在是立法會中的最大黨，但並不意味著它會成為“執政黨”。
儘管如此，在香港，政黨的發展空間依然是廣闊的。政黨可以為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參與提供組織、秩序和渠道：可以反映民意、監督政府；可以成為培養政治人才的搖籃，等等。
6月的第一個週一。香港晴天，有云。在雨季中，這樣的天氣殊為難得。於是出了銅鑼灣的地鐵口，就有立法會議員高舉著“咪”賣力地推介自己的理念，周圍各種政黨或者社團在熱情高漲地進行募捐，路兩旁的欄杆則掛滿了各政黨議員的宣傳海報。
遺憾的是，我這次又沒趕上香港的選舉活動。只能看錢鋼饒有興致的撰文記述：
那些區議員候選人，手持“咪”(即麥克風)，一遍遍詳細解釋，如果當選他將有何作為。例如，遊說交通管理部門將某路巴士延伸到某處；阻止開發商拆除某老人活動場所；保護某處的某一株古樹，等等。選情激烈，一男一女兩位候選人難分高下。最後時刻，雙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選員到各幢公寓“洗樓”(挨家挨戶拉票)。結果，男候選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勢，在他的“票倉”失利。
那個夜晚我看到了這位失敗的男候選人。約摸十一點，一個路口的街心安全島上，他在謝票。這位年約半百、身材瘦削的先生，通過“咪”，一遍遍喊話：“各位選民！各位街坊！我是xxx。我以六十四票之差，在區議會選舉中落敗。我承認失敗。但是我不甘心。在這個地區，我已經為街坊們服務了二十年。我會繼續努力，繼續為大家效力！謝謝各位對我的支持！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涼風拂動花白的頭髮，聲音已經沙啞。即使路上行人漸稀，他還在久久佇立，面對高聳的樓群，努力呼喊，呼喊。有一段時間，整個街區似乎只剩下他和我。
這位當年在涼風中獨自謝票的失敗者就是民建聯的副主席葉國謙。我問他你當了十幾年的區議員，突然被選民拋棄了，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彼時侃侃而談的葉國謙突然變得有些動情：“那是2003年，當時的政治氣候對民建聯是非常差的，只輸64票來之不易，這個區區議員我從1991年就開始當，和選民有非常緊密的聯繫、深厚的感情，這個輸是因為很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但我一定要回報他們對我的支持，我非常珍惜。”
他說他那次走了整整兩天，把這個叫做中西區的選區走完。 (張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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